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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川异域,国学互鉴——《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》评介

发布时间:2020-03-04 20:15   来源:未知    作者:admin

  2019年10月,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史少博教授的最新著作——《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》。多年来,史少博教授始终植根钻研中国传统文化,尤其是中国哲学。近年,她在“国学”与“东学”关系研究方面笔耕不辍。201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一年,从师于日本著名学者土田健次郎教授以来,开展了一系列合作研究,掌握了大量一手日本研究资料,先后出版了数部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。《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》是继2012年《土田健次郎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与传播》、2015年《日本重要哲学家著作编译及研究》之后的最新研究成果,该书的出版,又为广大中日“国学”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思想参考。

  受思维惯性影响,我国学者研究近代“国学”,大多以“西学”为参照,而相对忽略了“东学”(即日本学术),而“东学”同样是影响我国近代“国学”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之所以这样讲,乃在于近代一批“国学”大家曾在日本旅居多年,深受“东学”影响熏陶,且他们所接触的“西学”,也大多是通过日本而传播的“西学”,因而中国近代“国学”的产生,不可避免地有其“东学”渊源。遗憾的是,这一事实被学者所忽视。正是基于以上学术研究现状,《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》应运而生。全书分为四个主题部分,共二十四个章篇,近二十七万字。

  一、国学热背后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对国学本义的共识

  谈起“国学”,近年来,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的普遍感受便是“国学热”。倘若刨根问底,究竟何谓“国学”?“国学”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何关系?“国学”是否就是儒学?是否等于四书五经之学?亦或者是经、史、子、集之学?学者们恐怕至今依然是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事实上,这也侧面反映出了“国学”研究领域一直以来亟待澄清的问题,那就是对基本范畴的共识达成,以及对国学真面目的揭示。从《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》第一部分可知,“国学”这一概念在我国虽古已有之,但近代以来所流行的“国学”概念实际上是个舶来品,确切说是借鉴日本的“国学”概念。基于多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持续研究,特别是通过梳理近代以来各种不同的“国学”之声,史少博教授提出了自己对“国学”的本义界定:“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,以中国古代经典为载体,研究以‘仁’为本体,以中国固有精神为导向、贯彻于古今与未来的一门学术。”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。

  第一,从时空上看,“国学”乃贯穿一国古今的特有之学。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当中,“国学”也不例外。从空间上讲,“国学”应是一国特有之学,显著区别于其它国家和民族。这意味着无论是起源、萌芽、发展、成熟、转折,甚至是衰落等发展阶段,“国学”的发展均是以本国为主场,即“国学”的本根在本国。此处之所以不能强调绝无仅有或绝对区别,是因为各民族文化之间必然具有相通性、共同性,且民族文化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交流与交融,但这一点决不会弱化“国学”蕴含的“人无我有,人有我强”的基本特征;从时间上讲,“国学”必然形成于民族历史文化的累积,贯穿古今。这也就是说,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“国学”决不可能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一门特殊学科,它必然是该国家、该民族自诞生那刻起,其民众在漫长的生活、生产实践的基础上,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集中呈现,是地球上“最美丽的花朵”之一。

  第二,从本质上看,“国学”乃精神之学,体现着国家之魂。国学形成于历史文化的累积,这注定了中国“国学”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,但其绝不等同于儒学,也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。一方面,从研究宗旨来看,“国学”区别于其它学科。具体学科通常以该学科具有普适性的一般规律为研究目的,而“国学”却是以贯穿一国发展古今的“固有精神”为研究旨趣。诚如日本国学者山田孝雄所言,“国学不能止于知识,要以直接揭示国家之魂为目的”。另一方面,从表现形式来看,“国学”虽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据,但却是能够“统一国内诸学,具有领导地位,综合各学科的有别于外来之学,并且具有本国特点的学术”。换句话说,“国学”乃是一国具有统摄性的精神之学,其表现方式或许多样化,但绝不等于古董杂货铺,因为“国学”以服务国家意识为第一要义,具有自己的本体。以中国“国学”为例,史少博教授认为,中国“国学”以“国”为本,以“仁”为体。中国“国学”之本体是中国仁学,因为仁学不仅凝聚了中国“国学”之魂,而且凝聚了国家之魂。在她看来,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,尽管外在形式各异,但均以“仁”为体,如儒、道、墨等。“国学”是贯穿古今并对民族之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国家精神,而“仁”不仅贯穿儒、道、墨等中国固有思想文化流派,且体现了中国“国学”的核心精神,是异于外来文化的中国文化之魂。

  二、东学是中国近代国学产生不容忽视的文化背景

  第二部分是“背景篇”,以探究中国近代“国学”产生的“东学”背景为主题,主要论证中国近代“国学”借鉴“东学”的可能性。该部分共包括七章内容,分别是中国近代“国学”产生时期的 “东学”背景脉络,近代日本“国学”、日本近代“国学四大人”的研究比较,日本近代“国学”中的“日本精神”,日本明治时期的“国学”与近代神道学的关系,日本近代“国粹主义”哲学思潮的演变以及近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对“国学”发展的影响。通过介绍,读者可进一步明确以下几个关键问题。

  第一,中国近代“国学”的概念源于东学。中国近代“国学”之名始与何人已无法考证,但时间基本可以锁定在十九世纪末,二十世纪初,由赴日游历及流亡的学者受“东学”感染而引入国内。日本“国学”形成于江户时期(1603-1867),以近代“国学四大人”为代表。“19世纪末期,日本面对一些学者企图全盘欧化的刺激,日本一些志士从世界文化格局中重新认识日本文化,提出了保护‘国粹’之说,于是‘国粹’的概念在日本流行。这自然感染了在日本的中国学者”。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,我国便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,起初人数寥寥,而1905年时却已增加到8000名,1906年更是达到12000名之多。既然中国近代“国学”、“国粹”、“欧化”等概念均来源于“东学”,那就极有必要梳理近代日本的“国学”发展脉络。

  第一,日本国学发展历经变迁,但始终以日本固有精神为研究宗旨。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看,一般认为,契冲和尚(1640-1701)是日本“国学”的先驱,贺茂真渊(1697-1769)初步确立了日本“国学”的研究对象与根本精神。日本“国学”萌芽于远古时代,形成于贺茂真渊所在的江户时期,历经形成、昌盛、衰落、畸形发展与现当代新形式“国学”的兴起五个阶段。毫无疑问,日本“国学”自形成之日起,始终以研究日本固有的思想、精神,阐释日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为学术宗旨。在日本,以近代“国学四大人”的国学研究最著名,被认为开创了明治维新的指导原理。从总体上看,“国学四大人”的国学研究均极力排斥儒学、佛学等外来文化,极力推崇固有的“日本精神”,但他们的“国学”研究在研究中心上差异明显。“国学四大人”在日本虽声望极高,但他们极力排斥,甚至是污蔑儒学、佛学的偏激做法极不可取。

  第二,日本近代国学以推崇日本精神为核心。为了对抗长期以来支配日本社会的外来文化,是促使日本近代“国学”产生的一个重要导火索。从上古时代起,日本就陆续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,如儒学、佛教、基督教等。日本民众一方面逐渐接受着外来文化的渗透和滋养,一方面他们又不断思考并试图构建自己的文化体系,以期区别,甚至是“对抗”外来文化。例如“神道”一词的产生,正是为了区别佛教的传入。在日本学者看来,发掘日本精神是国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,而作为“国学”的核心内容,对日本精神的阐释,只能寻迹于日本固有文化,因而便一度出现了提倡复古神道,排斥儒、佛的社会运动。

  对日本精神的阐释,日本近代国学研究者往往会追溯到成书于公元712年的《古事记》,因其使用日本文字记载,一般被认为是研究日本精神的第一手资料。推崇“日本精神”是近代日本“国学”的核心内容,而日本近代国学中的“复古神道”是“日本精神”的思想支柱,“复古神道”在日本近代国学中的地位不言自明。日本学者小山松吉在著作《日本精神读本》中将日本精神阐释为“中心之魂”,是由拥戴万世一系的皇室而产生的君民一家、君国一体的民族精神。日本学者对日本精神的解读虽历经变迁,但以推崇日本精神作为“国学”核心的宗旨未曾改变。

  三、中国近代国学发生发展的东学渊源

  在历史上,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一度对朝鲜、韩国、日本、

  新加坡等国产生巨大影响,这种不对称的文化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才发生改变。日本学者小林武指出,“中国古代以来,具有强烈的中华意识。所谓中华意识,就是以中华自己为世界的中心,不承认中国与异民族的对等性,所以中国吸取西洋文明这方面的意识有很大的障碍。”不得不承认,这种“华夷观”在近代以前根深蒂固。从近代开始,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,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国被一个弹丸之地的东方小国彻底击败,中日两国间这种文化影响的主客地位发生了根本转换。残酷的现实不仅逐步瓦解着这种华夷意识,更迫使仁人志士重新审视民族文化,探寻救亡图存之法。在这一部分,作者通过列举实证的方式来论证中国近代“国学”产生、发展的“东学”渊源,以及近代儒学转型的“东学”因素。

  第一,政府正式建交,交流空前加强。1877年1月,清政府与日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,这无疑为中日文化交流互鉴客观上提供了方便。如前所述,甲午战争后,清政府随即向日派遣留学生,1906年更是达到12000名之多。不仅如此,从中日学术著作互译数量和种类的变化上,也能窥见“东学”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深刻影响。一方面,中国翻译日本书籍的种类从自然科学开始,逐渐扩展到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哲学和宗教;另一方面,中国翻译日本书籍的数量与日俱增。据不完全统计,1895年至1911年间,日本翻译中国书籍数量约16种,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籍数量则多达 958种,1912至1945年间,中国翻译日本书籍更是多达1899种,这与之前的情形呈现鲜明对比。据统计,1660年至1895年间,日本翻译中国书籍数量约129种,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籍的数量仅有12种。

  第二,了解西方思想,借鉴东学研究。国学研究者生活的社会背景、教育背景、人生际遇,阶级立场以及学术积累,都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国学观点。通过比较分析近代“国学”研究者的人生轨迹可知,近代国学大家是在借鉴、批判东学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国学观,并最终凝聚成了中国近代“国学”的基本样貌。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,黄遵宪、王国维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和刘师培等学者家喻户晓,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国学大家。从表面看,诸位先生的国学研究虽各有所长,侧重不一,但经过横向比较之后不难发现,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之路背后,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线索,那就是因为各种原因,他们无一例外地曾赴日游历。在日本停留期间,他们普遍深感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之变迁,思想上也深受西方思想及东学之影响。无论是主动赴日学习,还是被迫流亡日本,近代学者们始终关切民族危机,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借鉴日本明治思想,寻求解救民族危亡之路径。在这些进步知识分子身上,我们不难发现,受西方思想及日本学术思潮影响,他们逐步开阔了文化视野,摒弃了文化偏见,积累了关于中国“国学”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法。

  黄遵宪(1848-1905,1877年始历任中国驻日、美、英、新参赞或领事)先生历经十年著成《日本国志》四十卷,引起国内学者广泛关注,其中不以中国作为基准叙述的做法更是值得肯定,其目的便是打算借鉴日本的明治思想,寻求救中国之思想。除此之外,黄遵宪还根据当时日本流行的“国粹”之说反思中国学术研究。他认为,中国旧学之弊端在“固蔽”,当务之急是解除固蔽,吐故纳新,使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获得新生,因而不能仿效日本急于提倡“国粹”,但必须坚持“国学”、“国粹”不能丢弃。

  王国维(1877-1927,1900赴日留学,1901年因病返回;1911辛亥革命后再次东渡日本,居四年)先生通过日本了解西方近代思想后,最早把康德、叔本华介绍给国人。在日期间,他深受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影响,进而批判、反思日本“国学”,认为“学无中西,所异者,广狭、疏密耳;中西二学,盛则俱盛,衰则俱衰。”他主张中日文化之间应当相互推助,但“国学”研究必须以中学为主。

  1898年9月,因戊戌变法失败,康有为(1858-1927)逃亡日本。他敏锐地觉察到,“日本小国,更新变用则骤强。”日本虽是小国,但通过明治维新骤然变强,以至于在第一次清日战争中将“巨人”击倒。残酷的客观事实摆在眼前,觉悟到近代日本的崛起在明治维新,康有为便试图借鉴日本明治思想以期寻求救亡图存之法。在日期间,康有为不仅大量阅读日本明治时期书籍,还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,使孔教国教化。此外,受日本近代“国学”影响,他也提倡“国魂”之说,主张弘扬中国本土文化,强调要救国魂,则必存孔教。

  1868年,明治天皇成立新政府,建立君主立宪政体,提倡文明开化。作为最早倡导中国近代“国学”的人物之一,梁启超(1873-1929,1898年随康有为流亡日本)深受“东学”影响。第一,他逐步深刻认识到了“国学”地位的重要性,认为,了解“国学”是中国学人的第一要义;第二,对“国学”研究路径的新阐释。梁启超认为,“国学”研究必须从研究本国的古典文化入手,吸取滋养,为现实服务;第三,明确“国学”服务社会现实的要义,立志“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”。

  章太炎(1869-1936)先生曾三次东渡日本,在日停留近六年之久,其思想轨迹也发生了明显变化。一是在日期间接触了明治思想,从日本书籍中吸取了大量西洋近代思想,并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批判批判西洋近代思想;第二,主张回归“国学”,但并非回归到过去的中国古典文化,而是结合当时近代中国现实,以及经过对西方近代思想的吸取与批判后,重新审视民族文化,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精神的再发现。需要注意的是,一定意义上,章太炎先生是将“国学”看作国故之学的,其著作《国故论衡》便是例证,而国故包括中国一切历史与文化。

  刘师培(1884-1919)先生虽居日时间不长,但同样深受“东学”影响。一是他借鉴日本“国粹”思想,汲取日本“国学”的思维方式、方法,并主张以此保护我国传统文化精粹,主张复兴中国古学,挖掘本国文化之固有精神;二是汲取日本近代反专制思想,在日本成立“社会主义讲习会”,宣传社会主义。

  四、儒学与东学之间的交锋与交融

  如前所述,中国近代“国学”的发生、发展深受“东学”影响,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影响是绝对的“单向度”。一直以来,中华文化对日本学术的影响,尤其是儒学对“东学”的影响始终存在。根据日本学者樋口達郎在《国学的日本》中的考证,日本学界现在普遍认为,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公元405年(应庆十六年),但直到江户时代,幕府政权基于寻求巩固政权的思想理论依据的需要,儒学才被日本社会积极接受,并出现蓬勃发展之势,最终成为统治思想的主体。成为朝廷之学的儒学,一度使得日本自国思想被边缘化,但期间部分日本学者对儒学的地位、儒学在日本应用的反向性持有不同看法,甚至在思想界引起了激烈争论。作为全书的第四部分,作者主要论证了“儒学”对近代“东学”的影响,以及二者之间的交锋与交融。从逻辑上看,这样的体系结构正体现了作者思考问题的缜密性。

  从儒学与东学关系的视角来考察日本“国学”的发展史,可以明显看出融合——分离——再融合的发展过程和趋势。具体表现在,古代时期日本“国学”与中国儒学的大融合,近代时期日本“国学”与中国儒学的分离,以及现代日本“国学”与中国儒学的再融合三个阶段。许多日本近代国学家否认近代之前“国学”的存在事实,认为日本之前只有教授“国学”的学校或“国学”的有职人事。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,是因为在他们看来,之前的“国学”大量融入了外来文化,特别是中国儒学的内容,而相对弱化了日本的固有精神,故而不能成为真正的日本“国学”。以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为例,1885年他在《时事新报》上发表了“脱亚论”,提倡以欧美为目标改造日本社会,通过汲取西方近代文明之精华谋求日本之强大。诚如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所指,“脱亚论”的实质就是脱儒,就是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。以至于后来,他居然将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标榜为“文明之战”,声称甲午战争是“文明和野蛮的战争”。种种迹象证明,福泽谕吉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,推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。再例如,日本明治时期提出的“国体论”。国体论是强调国民对天皇绝对效忠的理论,要求实行万世一系的皇统。表面上看,国体论的提出正是为了显示日本国家的正统性,为了彰显日本的核心意识形态,但不可否认的是,日本近代的国体论是用儒学嫁接的国体论,与中国的儒学有着密切关联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嫁接了中国儒学思想的日本近代“国体论”后来被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利用,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,彻底偏离了儒家思想的根本宗旨。中国儒学对“东学”的影响自古至今、且深且远,渗透在方方面面的。再例如,日本从太古就有的宗教信仰——日本“神道”。首先,“神道”之名实际上便是借用中文;其次,从内容上看,神道包容了道教、阴阳五行说、老庄思想等中国思想文化;再次,复古神道虽极力排斥中国思想,但却依然无法摆脱其儒教化的神道特征。除此之外,有别于西方人思辨性、实证性的思维方式,日本神道的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中国印记。

  综上所述,中国近代思想家在阅读明治时期的日本书籍时,不仅通过日本了解了近代西方世界的思想,而且还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理论依据,并以此反思中国学术的发展之路,最终凝聚成了中国近代“国学”的发展样貌。历史事实证明,中国近代“国学”借鉴“东学”不仅具有可能性,而且具有必然性。

  (作者单位:西安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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